编者按:从1986年到2001年十五年间，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，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。高朋律师事务所王磊律师，当年从一开始就全面深入地参与了谈判，是谈判代表团中的法律人。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周年，高朋所特请王律师撰写系列文章，回忆那峥嵘岁月的点点滴滴。我们也借此向那些当年站在改革开放一线，为国家利益在谈判中奋力拼博的人们致敬。

2017年7月的一天，传来一个难过的消息，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佟志广去世了。在去银行任职之前，他是外经贸部副部长，中国复关谈判的第二任谈判代表。 

佟部长阅历丰富，集翻译官、外交官、商人、“红色资本家”、部长、谈判代表和银行家于一身。他早年在外贸部担任翻译，先后在中国驻印度、缅甸的大使馆工作。1971年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，他即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。在中美还没建交只是互设联络处时，他就在华盛顿中美联络处任职。调回国内后，在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做外贸实务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到香港担任华润公司总经理（香港同胞称他为“红色资本家”），多年后担任外经贸部副部长和第二任谈判代表，到龄后去了进出口银行任董事长。

佟部长是有名的“美国通”。当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，他是引路人。1949年可口可乐撤出中国市场，中美互设联络处时，可口可乐找到联络处，想重返中国。在联络处工作的佟志广向对方解释到，中国的新闻中，可口可乐与美国大兵的形象是连在一起的，中国还很难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，可口可乐进入中国为时尚早。一年后，可口可乐执着地跟随回国到中粮工作的佟志广，找上门与中粮磋商谈判，最终在1978年中美建交前几个月，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。 

在中国工作组停顿，台湾问题纠缠时，佟部长受命于艰难之际，出任谈判代表。他的到来，给跌入低谷的谈判，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清风。总协定会议室内外，咖啡厅，走道上，出现了一位不带翻译与各国代表侃侃而谈、时而笑声爽朗的中国谈判代表。佟部长西服考究，略微大腹便便，抬腿步履安详，端坐四平八稳，开口字正腔圆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完全是一副大国使臣气定神闲的派头。

他不仅英文流利娴熟，而且博学贯通中西；作为谈判家，他胸怀韬略，足智多谋，刚柔并济；早年联合国使团任职的经历，使他在总协定的多边场合，面对不同大小国家、不同背景、不同肤色的各国外交官们，从善如流，游刃有余；在内地和香港当公司老总的经历，使他对总协定这样一个政府间贸易契约，理解和运用起来，得心应手；而在美国多年常驻和与美国几十年的交道，这位“美国通”的中国部长，又让大洋彼岸的谈判对手爱恨交织。

在往返日内瓦的长途飞行中，他阅读英文版的《国富论》，孜孜不倦。在跟欧盟代表的宴会桌上，谈及为何中国春节每年日期不同，他给欧洲人讲汤若望修历的故事。他喜欢给外国人说文解字，介绍自己的名字中“廣”的含义。“廣字一横是屋顶，一撇是墙，上面一点是烟囱，屋前有田，上面草字是庄稼，下面两点是庄稼的根。”立时活脱脱展现出一幅屋上炊烟起，门前禾苗青的田园写意图。“胸有成竹，你们不要以为胸腔里长了竹子，是画竹子之前，脑子里已想好怎么画了。”用西人的语言和理解习惯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，对方爱听也听得进，同时对这位儒雅幽默的中国谈判代表也心生敬意。

在谈判的艰难岁月里，他对中国最终参加多边贸易体制充满信心，对中国今后建成的小康社会也信心满满。他乐观风趣地给我们年轻人描绘了中国上班族今后的一个早晨，“以后早上出门上班，你先打开抽屉，在几只手表中选一个戴上，狗狗追你到门口送别，出了门你还要想想今天开你家哪辆车上班。”那时是1992年，他描述的场景当年觉得遥不可及，但不多年多少成为了现实。

佟部长担任谈判代表只有一年半的时间，是中国进入总协定谈判最艰难复杂的时期。他通晓国际事务，洞若观火，审时度势；与大国代表交手，分寸得体、谈吐不凡，能让对手称赞。在西方人看来，佟部长是个十足的国际谈判家，可以不受语言障碍、谈话习惯、异国文化的限制，可以明示、暗示、隐喻、声调里带言、语气里有话地面对面自由沟通。每次工作组会前，大国代表都提前打听佟部长开会期间在日内瓦的日程，以便能安排会外的会晤、沟通、用餐，那阵势让我们这些手下真是感觉良好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这正是谈判进展的积极态势。在多边外交中，大会走过场，小会谈问题，一对一亮底牌。总协定副总干事卡莱尔是个美国人，某日他约请佟部长一对一吃晚饭，我感到有事要发生。果然，卡席间透露了美欧主要缔约方对台湾加入总协定的考虑，即通过总协定理事会主席声明的方式来确立台湾加入的条件。对方出了底牌，这才有后来中美欧博弈谈判了八个月的理事会主席声明。

在谈判台湾问题的同时，另一件力推中国工作组进程的事件，是中美谈成了市场准入协议。1992年10月佟部长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最后一轮市场准入的谈判。开放市场本来也是中国进入总协定的入门费，中方对此有所准备。作为开放市场的回报，中国要求美国必须承诺支持中国早日进入关贸总协定，但美方对此就是不肯答应。

这年是美国大选年，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选情正值白热化。谈判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次日将有老布什和克林顿电视辩论。作为“美国通”，佟部长敏锐地察觉到，老布什政府此时更需要与中方谈成协议。中午时分，美方就透风其贸易代表卡拉.希尔斯下午要出差欧洲，如果双方谈不成，谈判可提早结束。谈判中以日程安排为由，施压对方尽快让步，这个套路在久经沙场的佟部长眼里是小儿科把戏。“那会谈纪要写上美方终止谈判，我们是否可对媒体宣布结束谈判？”佟部长胸有成竹地将了一军。片刻，对方又说推迟动身，傍晚再走。

“午夜11点协议”是谈判术语，系指双方对峙胶着到最后一刻才终于妥协达成一致。佟部长深谙此道，他心里很清楚，就算到了午夜12点，只要双方需要，可以现场停表冻结时间接着谈。已是午夜11:45，中方坚持在协议中必须写上，美国坚定地支持（stanchly support）中国进入关贸总协定。当晚希尔斯并没去欧洲，面对佟部长毫无松动余地的口气，她在请示白宫后，终于接受。

“坚定地支持中国进入关贸总协定”，这后来成了中方手里的一把戒尺，在随后工作组会议和与美方的双边磋商谈判中，每当遇有美方发难刁难，佟部长都格外高声地以此警示敲打对方。

佟部长在谈判中展现的睿智谋略和刚柔并济，令我这样当年的晚辈受益匪浅。他与西人交往中展现的博学风趣、大气自信，甚至骨子里的隐隐傲气，都令我由衷钦佩。抚今思昔，对这位杰出的经贸外交家和老领导的景仰崇敬，永存在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