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:从1986年到2001年十五年间，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，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。高朋律师事务所王磊律师，当年从一开始就全面深入地参与了谈判，是谈判代表团中的法律人。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周年，高朋所特请王律师撰写系列文章，回忆那峥嵘岁月的点点滴滴。我们也借此向那些当年站在改革开放一线，为国家利益在谈判中奋力拼博的人们致敬。

工作班子搭起来后，第一件事是开会审议中国提交的《外贸制度备忘录》。这个备忘录，就是中国向总协定成员做自我介绍，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的经济贸易制度、关税及税收制度、企业制度、进出口许可证、商品检验制度、外汇管理、经济特区等情况。备忘录A4纸二十来页，但从起草到定稿提交，七易其稿，耗时两年。起草期间，多次请总协定秘书处的官员提供咨询。只要他们先看懂了，各缔约方就容易理解。

然而，一开卷，就卡壳了。

法律司司长当时是德国人罗斯勒先生。罗身材高大魁梧，胸膛宽阔笔挺，冷峻，不苟言笑，走路大步流星，一迈近三尺。“商品经济是什么意思？”讨论中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时，罗司长一脸迷茫。这是在计划经济中，搞商品交换，讲价值规律，搞活经济。然而对这些解释，罗还是不解。他知道世界上有市场经济体制，也有计划经济体制，但是对商品经济这种体制，他前所未闻，不知何意。他进一步解释道，“商品”(commodity)在英文中指的是矿产品农产品等初级产品，如原油、铁矿石、小麦，在国际贸易中，“商品”是指相对制成品而言的初级贸易品。“中国的商品经济难道是原油换小麦这样初级产品交换的经济吗？”

这真是来自两个世界的对话，鸡同鸭讲。

看着眼前这张阿诺似的棱角分明的日耳曼式国字脸，忽然想起来他是德国人，于是试着问他“马克思《资本论》读过吗？”读过，他答道。“马克思说过，商品是构成市场的一个元素。”顺着这个路子说明，对方似懂非懂地上下摆了摆那方直的下巴。

庆幸我们和这位罗司长有着共同的祖宗。

“那你们说的商品经济可以认为是市场经济吗？如果是，备忘录中为什么不改写成市场经济呢？”这一问，轮到我们迷茫了。那时，中国还在为一个个体户雇佣多少人才算剥削来回争论，谁敢言中国搞的是市场经济啊？再说，马克思好像还批判市场经济。“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，是立法机关（七届人大）确立的，不能改。”我们坚定地答复对方，同时解释到，中文的“商品”一词，泛指一切在市场上用来交易的物品。

罗氏如此迷茫下的如此提问，后来贯穿了缔约方对整个中国贸易备忘录的审议过程。无怪，总协定本身并未为计划经济定制规范，秘书处官员和绝大多数缔约方代表本身并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历，去理解从无亲身经历的体制，难，而再加上该体制下的“商品经济”，难上加难。

工作组将成员方对备忘录的提出的大量问题交中方书面答复，之后还要现场口头答疑解惑。由中国相关部委官员在国际机构中，当面口头答复各国代表对经济体制方方面面的提问，可能史无前例。应中方要求，工作组把各方要口头提问的问题先书面告知。带着这些问题，相关部委的人员被组织起来，在京郊演习一问一答。事后觉得，这种演习的成效十分有限。

1988年2月，日内瓦还在山寒水冷之中。中国第一次的口头答疑开始了。中国代表团十几位清一色的司局级官员，在首任谈判代表外经贸部沈觉人副部长的带队下，当天乘坐使团的大巴来到总协定大楼。中国代表们来自中央各相关部委，第一次来到这个“富人俱乐部”门口，驻足端详。一下子来了十几张东方面孔，其他国家与会代表和秘书处官员，友善打量，微笑以示欢迎。总协定大楼是原来国际劳工组织的大楼，建于上个世纪初，矗立在日内瓦湖边风风雨雨近一个世纪，敦实厚重。入口大门足足有三米多高，厚重的木门，得要用肩膀去用力推似的，但是把手是电动的，一拧门自动开。就这沉重的门，中国推了十五年。

30多年前与同事在总协定大楼前留影，身后是厚重的入口正门

类似罗氏的问题，果真出现在有五十多个成员方代表与会的工作组会场，此起彼伏，接连不断。问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什么样的体制？答，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，计划与市场是内在统一的，利用计划与市场调节两种手段发育和完善各类市场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，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。问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有何不同？答，前者有法律约束力，后者没有。追问，既然有法律约束力，完不成指令性计划，有何惩罚措施，惩罚谁？这一问似没在演习准备之中。答，两种计划都是完成经济工作的手段，（答非所问了）……。问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，书记和厂长到底谁负责？问，有本国商人反映，同样的货物出口中国，为什么大连海关和湛江海关的税率不一样？问：为什么进口商品和国产商品由两个不同的检验机构，按不同的标准来检查质量？问：为什么必须与指定的专业外贸公司进行进出口交易，而不能直接与工厂和产品用户做外贸？

问问问……。1988年整整一年，上千个问题上千个答复，一遍遍循环，一轮轮往复。最终，主要缔约方认为：中国虽不是单纯的计划经济，但市场机制不发达，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总协定有相当的距离；出口方面，国家对外贸企业直接出口补贴，容易冲击国际市场，缔约方需要中国接受一个过渡性选择性保障条款，允许对中国产品专门设限；进口方面，中国的进口批文、配额管制、进口许可制、外汇管制等行政干预手段，使得中国关税在调节进出口贸易中的作用有限，而这与总协定有一定差距。

难题出现了。所谓选择性保障条款，是允许缔约方对进口中国的产品专门提高关税或设定进口数量，而总协定的规则是一视同仁，不得对某国专门设限。选择性保障条款，违背合总协定的规则，为何要加在中国头上？所谓关税在进出口中作用有限，即中国的“关税减让表”不足以向缔约方开放中国市场，需要中国取消对进口的层层审批和数量配额的做法，而这涉及削减乃至取消诸多主管进口批文的部委机关的职责。看来，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成为必然。中国体制在国际上被要求改革，这恐属首次。

这犹如总协定大楼边的日内瓦湖水一样，风起浪涌，水岸相搏，波澜起伏。

由相关部委组成的中国代表团，工作组会议答疑期间，在中国驻日内瓦使团院内留影

未完待续……